7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时提出，高水平建设自贸试验区等开放平台。

受访专家认为，新时代以来，以自贸试验区为代表的开放平台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任务，推进一系列首创性、集成式探索，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未来，开放平台将不断释放先行先试改革红利和发展动力，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多力量。

创新探索发展路径

建设自贸试验区是中国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部署设立的22个自贸试验区推出了一大批标志性、引领性制度创新成果，有效发挥了改革开放综合试验平台作用。今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的意见》，对自贸试验区建设工作作出系统部署。

“自贸试验区应以制度创新为核心，结合当前国内外形势及各自贸试验区发展情况，积极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创新与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吕越向国际商报记者表示，一是深化规则对接与压力测试。自贸试验区应在服务业开放数据跨境流动、知识产权保护等关键领域，率先试点CPTPP、DEPA等国际协定条款，探索构建与国际接轨的监管框架，推动规则衔接与互通。二是强化产业开放与制度协同。自贸试验区应针对生物医药、绿色低碳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突破跨境数据共享、跨境临床试验等制度堵点，建立跨部门协同监管机制。三是完善风险防控与容错机制。自贸试验区应创新“沙盒监管”模式，在可控范围内允许试错，并同步建立贸易安全、金融风险等联防联控体系，确保能够在改革创新过程中有效防范风险。

经党中央批准，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定于2025年12月18日正式启动，这标志着中国特殊经济区域创新试验进入“自贸港时代”，海南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提升到新高度。

“在此背景下，海南自贸港应以‘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为核心，进一步推动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吕越表示，一是“零关税”政策动态升级。建立进口征税商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定期评估产业需求与国际竞争态势，持续扩大“零关税”覆盖范围。二是构建离岸新型贸易枢纽。探索离岸贸易税收优惠和跨境资金池便利化，支持大宗商品、技术专利等高附加值离岸交易集聚。三是创新智慧监管模式。运用区块链技术实现货物全流程溯源，建立“企业信用+商品风险”智能分级监管体系，提高货物监管与通关效率。

10年来，中国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快速增长，占货物贸易进出口的比重由2015年的不到1%提升至2024年的6.2%，已成为推动中国外贸转型升级的重要引擎；截至目前，232个国家级经开区共有外资企业超6万家，2024年全年实际使用外资272亿美元，进出口10.7万亿元人民币，分别占全国的23.4%和24.5%；今年上半年，全国159个综合保税区累计实现外贸进出口3.3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9.5%……除了自贸试验区，跨境电商综试区、国家级经开区、综合保税区等诸多开放平台亦为深化改革开放持续注入强劲动能。

吕越表示，上述开放平台需打破“单点突进”惯性，通过政策互认、功能互补、监管互助构建制度型开放共同体。一是推行“政策互认”集成改革。开放平台间应实现经开区外资研发资质、综保区保税设备清单、跨境电商综试区数据跨境规则三地互认，企业凭任一平台资质全域通用，降低制度转换成本。二是构建“功能互补”产业链条。开放平台群应形成集研发、中试、出海全链一体化的协同模式，例如生物医药企业在经开区研发新药，享综保区进口试剂免关税中试，通过跨境电商综试区白名单实现临床数据的跨境传输，打造全流程创新生态。三是建立“监管互助”风险防火墙。搭建“开放平台风险联防中枢”，对保税研发设备跨境流动、数字产品出海等高风险行为，实施“一次评估、全域通行”智能监管，减少重复查验。

推动服务业扩大开放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推进服务业扩大开放试点作为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的一项重要任务。今年4月，商务部印发《关于加快推进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工作方案》，对未来一段时期中国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的方向、任务和路径作出系统部署。

在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磊看来，这一举措是在当前全球服务经济快速发展、中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背景下作出的重要政策安排。

“试点地区应根据工作方案精神，结合自身条件探索差异化发展路径。”李磊对国际商报记者分析，一是因地制宜，错位发展。首先，中国地域广阔，经济结构、区位优势、对外开放程度差异显著，各地区应根据区域功能定位开展试点。例如，北京依托首都的国际交往中心功能，率先在文化创意、国际会展、数字服务等领域推进高水平开放；上海围绕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深化金融服务领域制度创新，试点跨境金融产品和服务；海南依托自贸港优势，探索旅游、国际医疗、离岸教育等特色开放模式。其次，各地区要形成区域间的功能互补与经验共享机制。通过差异化探索，避免同质化竞争，在国家整体服务业开放格局中形成“拼图”效应。

二是聚焦创新，突出重点。一方面，应在规则制度上进行试点。如在数字贸易领域率先推行“数据跨境流动白名单制度”，构建兼顾安全与效率的合规通道；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试行更高标准的快速仲裁机制；在金融服务领域探索与国际接轨的风险评估与资本监管新模式。另一方面，各地区要集中力量在自身优势和潜力领域实现突破。比如，合肥等地区依托制造业优势，推动生产性服务业（设计、研发、物流、售后）国际化布局；厦门等地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发展跨境工程承包、国际教育培训、医疗旅游等新业态。

三是统筹管住与放开，防控风险。服务业扩大开放是一把“双刃剑”，既能引入高质量资源，也可能带来跨境资本流动风险、数据安全风险、文化安全风险等。因此，试点必须在“放”的同时强化“管”。在金融开放中，要健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在数字服务开放中，要完善数据分级分类保护制度，防止敏感数据泄露；在文化、教育等领域开放中，要建立内容审核与价值引导机制，确保文化安全与社会稳定。同时，应探索“事中事后监管+信用管理”模式，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提升监管效能，实现“管得住、放得开、服务好”的有机统一。

吕越认为，试点地区须以“制度型开放攻坚”为目标，构建服务业“准入、监管、保障”全链条创新体系，为全国深化服务业开放提供范式。一是突破深层次准入壁垒。建立“极简负面清单”动态缩减机制，率先落实设计、咨询等增值电信业务外资股比限制相关要求，允许外资机构独立开展跨境数据托管服务。二是构建国际化监管标准。针对跨境教育、远程医疗等新业态，试点“国际职业资格互认+跨境服务电子认证”体系，压缩合规审批时限。三是强化开放风险压力测试。设立“服务业开放安全评估中心”，对基因诊疗、金融数据跨境等高风险领域实施“沙盒监管”，同步构建反垄断与安全审查联动机制。

记者 洪剑儒